大約是2018年年末，Facebook 突然流傳開一些黑白舊照：危坐窗邊的劉德華、雙手托頭的徐克導演、坐地玩貓的鄧光榮、整理儀容中的林青霞、只穿內褲的林子祥、舉槍扮鬼扮馬的章國明導演......
無論你本身是影迷與否，看到這些舊照都會忍不住驚嘆。相片經典之處，在於那些今日響噹噹的人物，在相中不只返老還童，更難得的是他們在片場實在地工作中，沒有騷首弄姿，褪下華麗的光環，只有努力奮鬥的身影和最真實的喜怒哀樂。相片的紀實性，讓本來總被人簇擁着的大人物，回到了普通人的「貼地」卻不失個性的狀態。
攝影：©盧玉瑩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），攝影（訪問部分）：徐尉晉，撰文：周穎瑤
許鞍華，導演，攝於1979年。©盧玉瑩
28mm鏡頭拍攝人像
這批名為《電影人》的相片，經由「盧玉瑩映像」Facebook 專頁發布，拍攝者正是盧玉瑩女士。相片數量相當多，技巧專業，盧玉瑩本人卻不是全職攝影師。她的正職是中學老師，30年來桃李滿門且受學生敬重。以下的故事只是在課餘的時間發生的，而她這段教學生涯，也成為這批相片今日再次流行的重要因素，且容後再談。
盧玉瑩沒有經歷過正統學攝影的過程，僅僅是十來廿歲的時候去美新處（美國新聞處）、去圖書館，或是去辰衝（書店）「打書釘」，看Life Magazine、National Geographic、Vogue。相機則是年少時父親所贈的Minolta，鏡頭是一試傾心的28mm，即便是拍攝人像都甚少換成中距鏡或是長鏡，她的相片卻也甚少顯出廣角鏡把被攝者拉至變形的缺陷。「沒有人估到我是用28mm （拍攝《電影人》系列相片）的，總是驚訝我怎麼可以用28mm 拍攝人像，厲害吧？」她自豪道。對28mm 廣角鏡情有獨鍾，也一併塑造出盧玉瑩的拍攝風格；她不是從未試過用其他鏡頭，只是24－28mm以外的領域，不是她那杯茶。「我喜歡貼人、埋身戰、要跟被攝者有感覺，我不喜歡從遠距離zoom 過去。」
林青霞，演員，攝於1981年。©盧玉瑩
「曝光人物」攝影專欄
《電影人》的相片，便是在這種風格和態度下形成的作品，其拍攝時間大概為1979至1983年，大多都是來自《電影雙周刊》內一個名為「曝光人物」的專欄。當時是文化刊物如雨後春筍的年代，《號外》也是那個時候創刊，且在《電影雙周刊》出現之前，盧玉瑩早就有作品於《號外》面世，然而《電影人》的相片風格與《號外》中的相片大相逕庭，一問之下，才發現這並非有其他人要求而衍生的分野。
「那些相片風格的走向是我去控制的，因為那是的流行文化發展很初步，是我們帶領潮流。我拍攝什麼其他人就接收什麼，沒有人影響我們，是我們影響人。就算《號外》都沒有要求過我怎樣拍攝，是我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，我也不知道（什麼是對的），在拍攝的過程就會摸索到自己的風格，恰巧人們也很喜歡。就是這麼簡單。」
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。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不只是香港的文化氛圍，香港的電影也正值一個特別的時期，產量漸豐，內容漸趨多元，不只是要娛樂大眾的商業片，更開始有深入探討社會問題的寫實片，後來《電影雙周刊》為首的評論稱那個黃金時期為「香港新浪潮」，至今仍是香港電影充滿標誌性的時期。
火鳥電影會創會成員
而在較前的時間，不少以「火鳥電影會」為首的有心人，曾經透過出版刊物及舉辦活動，不遺餘力地在港推廣電影藝術。盧玉瑩便是「火鳥電影會」的創會成員之一。及後《電影雙周刊》於1979年創刊，盧玉瑩第一年便加入了其製作班底，並在第二十期開始主理「曝光人物」這欄目。
「當初辦『火鳥電影會』時我已經心懷狂熱，希望可以推動香港的電影、提高香港電影的水準。那我自自然然就想幫助香港的電影工作者－－他們是需要被注意，提高其社會地位，那我們就想辦法去幫他們，除了跟他們做訪問、讓人們有機會了解他們之外，我便利用我最擅長的方法－－攝影。」
盧玉瑩作為攝影師，早在《號外》等刊物累積有一定的名聲，加上「曝光人物」這欄目，顧名思義希望增加電影工作者被注意的機會，因此，盧玉瑩要在片場拍照，總是深得電影人們的歡迎。她總會嘗試聯絡劇組，知道他們工作的位置，上山下海都會去，然後就在那裏等，而非要各人很有型地在鏡頭前煞有介事的擺拍人像。「我是用紀實的方法拍攝的， 他們擺甫士的話我不會拍的。」
成龍，導演、演員、武術指導，攝於1981年。©盧玉瑩
「例牌」表情不拍，只拍真實模樣
電影工作者最吸引盧玉瑩的，正是他們在資源不多的片場辛勞工作的樣子，甚至是只有她才懂的那個樣子。「如果真正認識了某個電影人，你會知道他並不如世道所知的模樣，而我便是要發掘他真正的一面、最可愛的一面出來，例如張堅庭，他平時看起來很醒目，我就是想拍攝他很乖巧可愛的樣子，因為我知道他有另外一面。」
這些都得要耐心等待時機，才會捕捉得到； 更甚是，盧玉瑩不會狂按快門，只會等一個適合的時機。「例如拍攝成龍的那一張相，我在片場等了一整晚，成龍本人又『周身郁、周身飛』，還有他的『例牌』表情，我拍不下。」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個佩槍的獵人，準備好隨時開槍。「（成龍）那張相就是有一晚，拍到某個情節時，成龍發脾氣、不滿意不開心，就躲了起來。我跟上去拍了那一張相就即刻離開，收工。我就是那種人，我知道我拍攝的那一張相已經夠好。」
相中的成龍當然年輕，身穿深色的功夫服，抱膝而坐，情緒明顯低落，與平日從各媒體所見到他活潑開朗的形象截然不同，亦難以想像今日的攝影師們會有機會捕捉到如此的成龍。然而，可以如此近距離拍攝到成龍脆弱的一面，盧玉瑩卻告訴你，鏡頭背後的故事並沒有怎麼感人肺腑。「我一衝上去就拍，拍完就走，我不會理會他當時的感覺的。」她直言自己身份特殊，片場眾人大都以禮待她，亦不會多質疑她拍攝的相片是怎麼樣。「人們問我刊登那些相片要不要先問過被攝者，我基本都不需要問，大家都有個respect，他們知道我拍攝他們不是要從他們身上得到利益，又不是要破壞他們的名聲，而是在幫助他們。」
「跟所有人都不熟絡」
每一張《電影人》的照片，都能看得出盧玉瑩與被攝者距離之近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本以為盧玉瑩與片場眾人（尤其平日感覺神秘的影星們）交情甚深，豈料她直接推翻了此幻想。「我跟所有人都不熟絡。我不喜歡與人熟絡。我不會跟人熟絡，never。我的性格就是這樣，不會花時間建立這些關係，跟人熟絡需要建立關係的，是花時間的。」
她直言自己時間不夠用，上班之餘，還要抽時間看書看電影、了解世界的文化脈搏，甚至寫稿、拍攝、沖曬照片，她都不假手於人，沒有時間與人交際。「我拍攝完畢就離開，是一個『忘恩負義』的人。」她笑了起來。「當然，in a way 我跟一些導演或者電影人，在那些時期一旦交談也會談得很深入，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『朋友』，反正也不用偽裝什麼。不過，有些人經過這麼多年以後，再見面時也會覺得很開心。」
出師有名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尊重，無疑讓盧玉瑩的拍攝過程較一般人要順遂，但她不忘強調，攝影師自身也有需要個人特質的配合，才能相得益彰。「你本身沒有魅力，其他人不會在乎你，你便無法得到你想要的東西。我覺得攝影其實要靠你自身－－例如身體語言已經發出信息，能否讓人接受，或者『逼』他人接受。有些人要嚇唬他，有些人要哄他，要按當時反應行事，有些人的性格較強你就需要哄他，要在一瞬之間見招拆招。」
憑經驗拆開「明星」包裝
在拍攝較著名的影星時，畢竟「明星」這回事本來就是包裝，要揭開他們的面紗捕捉其真性情，並不容易；能夠成功拍得一張好作品的過程，成為盧玉瑩滿足感的泉源。「我常常都提到（這個例子），但如果你刊登出來，讓狄龍看到了生氣，我也沒辦法。」她忍不住雙手比劃起勝利V字手勢來，說起拍攝狄龍那張照片的過程。相中看到狄龍在一間臥室，拿着他的一張人像相在行走，其身後的床頭櫃放上了另一張他較小一點的人像。「我快速掃描一次他的家，發現他有大量他自己的相片－－他當時已結婚，但不見他太太的相，只有他自己的－－我就指示他拿着一副很大的黑白相，配以他魁悟的身形，一瞬間就要做一個決定，讓他就這樣在家中走來走去，不需要理會我。我很『陰濕』，他走了一段時間我也沒有按快門，直到他走到他的睡房。（我想）本來只有女子才會將自己的肖像放在床頭，且還用上了如此花俏的牆紙，（整個布置）和狄龍的『性格』完全不同－－即是他人前的模樣與他的真實的內心完全不同。所以當他走到睡房時，我就拍了那張照片。」
狄龍，演員，攝於1980年。©盧玉瑩
「這其實要靠你一直的醞釀和經驗，才會懂得利用你眼前的事物，表達你的信息。明白的人便會知道當中的幽默，不明白的人便以為沒什麼特別，那也要看讀者本身有沒有斤兩。」為了挪開狄龍的明星光環，她特別去了狄龍的家，拍攝了此片場以外的一幕，而且比平時多花了點調度的心思，呈現出比原來「齋等」的純粹再多了丁點的企圖心。「當然有時我也會扭曲了一點，變成我在拍攝我希望被攝者有的精神狀態，因為我不想拍到他不好的一面，我選擇我認為人們好的一面來表達，是有一點霸道。」這大抵也與她對「明星」這回事的看法有點關聯。「『明星』對我來說是假象，我沒有興趣捕捉假象。」也許是因為成功發掘出「夢工場」「貼地」真實的一面，才使《電影人》這系列的相片這麼耐看。
就這樣，「曝光人物」此欄成為了影壇中的一時佳話，盧玉瑩指，當時大家都很期待新一期欄目的主人翁到底會是誰。「被攝者發現他是今期的主角，他會非常高興﹐行內的兄弟又會過來贈興，當時的氣氛是這樣的。」她自己的滿足感，也就止於見到相片拍得好、曬得好、達到目的就可以了，不外求什麼，驚喜和際遇卻自然而生。
徐克，導演、監製，攝於1980年。©盧玉瑩
開專頁發布經典照片
首先是出書：第一版的《電影人》只印了1000本，而出版者不是別人，而是被攝者之一的徐克與施南生創立的「電影工作室」。「他們倆就很喜歡我拍攝『曝光人物』欄目的相片，常說喜歡將幾期欄目攤出來細味。當時『電影工作室』剛成立，有點閒餘時間，就索性將這些相片出書。」之後，2005年吳文正接洽盧玉瑩，促成了同一系列的相片加入了《香港攝影師系列》叢書當中，亦讓相片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及報導。
接着便是十多年後，盧玉瑩開始回想她那些相片，這次由她的學生Alex 幫他重新整理，建立了「盧玉瑩映像」的Facebook 專頁，不定期放幾張當年經典上去，引來一陣熱議。「例如章國明，我們相識幾十年，他見到相片再現很開心，然後我另一些朋友看到了相片又很愉快，明明他們都看過那些相片，甚至可能有收藏原書，但他們也覺得高興。」
在網上重新發布《電影人》系列相片，人們對相片的評價，卻不見得是盧玉瑩最在乎的事情。「Personally，外邊的人怎樣想，不會影響到我。但我很感動，感動有位年輕人願意幫我保存這些相片，這令我很開心。這是我跟他之間的情誼，平白不會有人這樣做，年輕人這樣做的那份心意，是我最珍惜的事情。對於我來說，大家迴嚮如何波濤洶湧，對我來說也不會影響到我情緒，我是覺得我們之間的師徒關係，可以合作這個企畫出來，人生何求？這是我覺得最大的收穫。」
盧玉瑩堅持要捕捉電影人最純粹的追夢過程，多年間遊走各個片場，紀錄了香港電影翻動起新浪潮的經過。（徐尉晉攝）
然而，時代在變，或許變得令盧玉瑩也始料不及：《電影人》系列之所以沒有持續拍攝下去，事緣到了1983年左右她因有其他工作，停了《曝光人物》的欄目，之後到現在竟也就沒有重啟這個系列。她不諱言是感到歉疚的。「我沒有繼續（拍攝）下去，對不起後來coming-up 的行家、電影業中的人才。我覺得他們也應該受到某一些的重視，或者特別的關注。我對他們感到抱歉，因為有些導演我還未替他們拍照，我就收起了此欄目。現在我也無法重新拍攝，我不懂得拍了。」不懂，當然不是說不懂拍照。「我想我不會習慣現在的制度。譬如我現在去片場拍照的話，會有很多人會問我幹什麼、然後會搜身甚至會看我拍攝了什麼。現在有經理人制度，又多了人限制你的行動，我怎會受這些氣？」
當年盧玉瑩不收分文期期交相，她回憶當年一班文藝青年決心要辦好一本雜誌、推廣電影文化，做了很多「蝕底嘢」；雖說「蝕底」，但自豪感由心發出來。（徐尉晉攝）
後記：盧玉瑩不想受的氣
盧玉瑩現在不想受的氣，大抵是來自廿一世紀被制度、利益、猜疑等負能量沖昏了的氛圍，又或者是她的出身，來自一個記者這一輩難以想像得到的烏托邦。當年搞一本雜誌、決定內容和相片風格，在盧玉瑩口中，說得像學生辦報那樣隨意，一切由零開始，辛苦卻讓人甘之如飴。「那時我們沒有那麼企業化（的概念）。那時就我們一班文藝青年，很想辦一本好的雜誌，我很想搞好香港的電影，就是一種熱誠－－我們全部人都不收報酬，都是出錢出力地做。」
這是盧玉瑩口中的「蝕底嘢」，但她在席間至少說了十次「開心」，顯然那是一種青春無悔的熱血往事，令人羨慕；過程中聽到有關文化界電影界前輩如何相濡而沫，互相尊重及信任彼此的專業，甚至有點牙癢的感覺。30年後的今天，多得人們老早就摒棄不少專業的底線，形成人與人之間難以取信於人，造就一堆制度化的規條，以及出於猜疑的要求。烏托邦早已在瓦解，純粹而真誠的事物變得更矜貴，正如《電影人》系列體現的人性與純粹，讓相片成為永恆的經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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